摘要：当前阶段，深化研究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关于其新飞跃、哲学基础、核心要义、思想精髓等10个深层次、根本性问题需要从学理上探究清楚，亦即：关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哲学基础；关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核心要义；关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精髓；关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主题和主线的关系；关于对“四个伟大”的理解；关于党的建设重要论述的精神实质和思想精髓；关于精神主动性；关于十九大以来党的理论创新的特点；关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新飞跃；关于21世纪马克思主义。探究清楚这些重要问题，就可以把学习研究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引向深入，同时也具有重大学术价值和理论意义。
当今，我们已经进入深化学习研究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阶段。在这一阶段，有一些深层次、根本性的重要问题需要进一步从学理上探究清楚。这样才能把学习研究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引向深入，并取得富有实质性的成效。
一、关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哲学基础
要深入理解和把握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就要深入理解和把握其哲学基础。
马克思、恩格斯所创立的马克思主义，其哲学基础是历史辩证法。马克思、恩格斯既注重运用辩证法分析研究历史，揭示了人类历史发展的一般规律，又注重把辩证法引入历史，进而把历史原则和辩证原则引入唯物主义，揭示了历史生成的逻辑，从而实现了哲学变革。
列宁主义的哲学基础是认识辩证法。列宁强调要首先理解和把握俄国小农经济占优势的具体实际，这就要求注重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进而确立正确的认识路线；同时列宁又强调运用辩证法来分析小农经济占优势的俄国向社会主义过渡的道路问题。这实际上是为晚年探索俄国向社会主义过渡提供哲学基础。
毛泽东思想的哲学基础是实践辩证法。毛泽东的《实践论》讲的是实践，其《矛盾论》讲的是辩证法，二者有机统一，构成实践辩证法。毛泽东十分注重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这种结合，既要注重实践和理论的辩证法，又要注重一般和特殊的辩证法。
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所共有的哲学基础，是唯物辩证法。因为它们既致力于通过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以增长和积累物质财富，来解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与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社会主要矛盾，即解决“物”的问题，还致力于运用辩证法来解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实践进程中所必然遭遇的一系列矛盾关系。如四项基本原则和改革开放的关系、尊重人们首创精神与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的关系、社会主义制度和市场经济的矛盾关系、改革发展和社会稳定的关系、解放思想和实事求是的关系、效率和公平的关系、劳动和资本的关系、又快和又好的关系、跨越式发展和循序渐进的关系、经济全球化和独立自主的关系、活力和秩序的关系，等等。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哲学基础，则是战略辩证法。
第一，总体来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实践的基本事实和本质特征，就是必然遇到上述所谓的一系列基本的矛盾双方，而且这些矛盾关系都具有战略意义，这需要借助辩证思维来处理。
第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又是在具有战略性的背景下产生的（“新时代”和“大变局”），是为解决战略性问题（大国成为强国即实现“强起来”）而提出的。习近平总书记是运用战略思维和辩证思维来分析解决问题的，其思想也具有重大战略意义。
第三，习近平总书记运用哲学思维来分析解决问题（诸如战略思维、辩证思维、创新思维、法治思维、底线思维），是把战略思维和辩证思维放在首位的。这两种思维具有内在统一性，即战略思维主要在于处理现象和本质、目前和长远、局部和全局之间的关系，而处理这种关系，需要运用辩证思维。战略辩证法既体现战略思维，又体现辩证思维，它力求积极破解战略实践中的种种影响全局、长远的矛盾关系。战略思维，就是对具有根本性、全局性和长远性的问题、关系进行科学谋划的思维方式；它意味着时间维度上的长远考虑，跳出眼前从长远看眼前；空间维度上的全局谋划，跳出局部从全局看局部；系统维度上的整体布局，跳出部分从整体看部分。它致力于解决根本性问题，努力占据发展的制高点，进而具有战略定力。辩证思维，就是注重矛盾分析，抓住矛盾尤其是影响全局、长远的主要矛盾；注重矛盾双方的相互作用，在注重矛盾双方对立的时候不忽视二者的统一，在注重矛盾双方统一的时候不忽视二者的对立；注重全面、联系和发展地看问题；注重透过表象揭示事物的本质和发展规律。
第四，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强调战略定力，因而具有战略特质。习近平总书记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坚持和发展”关系的思考、对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重要论述、对新发展理念的阐述、对“两大布局”的阐释、对进入新时代实践新征程的战略安排、所提出的强军战略和国际战略、对全面深化改革的顶层设计、对强党建设的重要论述，等等，都体现了战略辩证法。习近平总书记在治国理政实践中，具有卓越的战略思维和战略定力，总是从根本、全局、长远来思考问题。他强调，在复杂环境中，要保持理论上的清醒，增强政治上的定力；在道路、方向、立场等重大原则问题上，旗帜要鲜明，态度要明确，不能有丝毫含糊；在推动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时要着眼大局，谋准大势，把握好度；在制定政策时，要冷静观察、谨慎从事、谋定后动；在复杂多变的国际局势中要平心静气、静观其变。这些，都旨在于要运用好战略辩证法来分析处理问题，避免犯颠覆性的错误。
二、关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核心要义
究竟如何确定并理解和把握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核心要义？经过长时间的思考分析研究，窃以为，下述十个方面可以构成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核心要义。
这十个方面可分别概括为历史方位论、民族复兴论、人民中心论、发展理念论、两大布局论、战略安排论、强军战略论、命运共同论、深化改革论、强大政党论。
这十个方面具有内在逻辑关系：历史方位论好比一座高楼大厦的坚实“地基”；民族复兴论和人民中心论既是初心又是使命，分别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根本目标和价值取向，体现着历史尺度和价值尺度，因而好比一座高楼大厦“地基”中牢固的“两大基石”；发展理念论、两大布局论、战略安排论，分别是“道、术、行”，是在“两大基石”上立起的三根顶天立地的“大柱子”；强军战略论，好比一座高楼大厦的“铜墙铁壁”和挡风遮雨的“房顶”；命运共同论，好比一座高楼大厦的“外部环境”；深化改革论，好比建造一座高楼大厦的“建筑师”；强大政党论，好比建造一座高楼大厦的“设计师”“工程师”。以上十个方面是从不同角度来讲实现“强起来”的。因此，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在本质上就是关于我国发展起来以后使大国成为强国的强国理论，或者是实现“强起来”的理论。这一理论框架的结构是：历史方位论属于立论基础；民族复兴论、人民中心论属于战略目标；发展理念论、两大布局论、战略安排论属于总体方略；强军战略论、命运共同论、深化改革论属于战略保障；强大政党论属于领导力量。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贡献，在于它具有重大理论意义、实践意义和世界意义。理论意义在于它创新性地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丰富和发展了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21世纪马克思主义；实践意义在于它是关于我国发展起来使大国成为强国的行动指南；世界意义在于它为解决中国问题和世界问题贡献了中国理论。
三、关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精髓
要深入理解和把握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就必须进一步认识和把握其理论精髓。
精髓，是指事物的内核和精要，统摄事物的整体。所谓理论精髓，是指这一理论体系各个基本观点中的内核、核心和精要。在此意义上，理论精髓，就是一个理论体系得以建构的立场、观点和方法。一个理论体系的基本内容，都是以理论精髓为基础的。既然对于一个理论体系而言，理论精髓最为本质、核心，它就必然是高度抽象、概括和凝练的，属于哲学层次，具有哲学规定性。
要正确提炼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理论精髓，必须坚持文本依据、理论依据和现实依据的有机统一。概括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理论精髓，必须严格依据党的十八大前后尤其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此即文本依据；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必然体现马克思主义一以贯之的理论精髓、理论品格和价值追求，此即理论依据；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提炼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理论精髓，必须考虑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实践发展的新要求，此即现实依据。只有在著述文本、理论传统和实践要求三者的统一中，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理论精髓才能得到科学而规范的概括。由此，我们可以把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精髓精炼地概括为：实事求是、人民中心、知行合一。
实事求是，侧重于事实维度。
实事求是，是对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高度概括，贯穿于唯物辩证法、实践认识论、价值论和唯物史观之中。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进程中，毛泽东将之用中国化的语言，形象概括为“实事求是”：“‘实事’就是客观存在着的一切事物，‘是’就是客观事物的内部联系，即规律性，‘求’就是我们去研究。”在毛泽东那里，实事求是体现为从中国具体实际出发。自此以后，党的历届领导人都对实事求是予以高度重视和强调。
实事求是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成果的精髓，更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精髓。对此，习近平总书记多次予以强调。2013年12月3日，在十八届中央政治局第十一次集体学习的讲话中，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我们党现阶段提出和实施的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之所以正确，就是因为它们都是以我国现时代的社会存在为基础的。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对我国全面深化改革作出了总体部署，是从我国现在的社会存在出发的，即从我国现在的社会物质条件的总和出发的，也就是从我国基本国情和发展要求出发的。”2015年1月23日，在十八届中央政治局第二十次集体学习的讲话中，习近平再次强调：“要学习掌握世界统一于物质、物质决定意识的原理，坚持从客观实际出发制定政策、推动工作。”显然，在习近平总书记那里，实事求是主要体现为从客观实际出发，从社会存在出发，从我国现在的社会物质条件的总和出发，从我国基本国情和发展要求出发，要加强对我国现时代、现阶段新要求新特征新情况的科学研判。
人民中心，侧重于价值维度。
实事求是侧重事实维度，人民中心则侧重价值维度。人民中心，是马克思主义价值观的生动表达，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本质的内在要求，是中国共产党的最高价值遵循。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在《共产党宣言》中明确指出，共产党人“没有任何同整个无产阶级的利益不同的利益。他们不提出任何特殊的原则，用以塑造无产阶级的运动”。对于共产党人这一根本宗旨与价值追求，毛泽东用中国化的语言，形象地将其称为“为什么人”的问题。为什么人的问题，是一个根本的问题，原则的问题。为此，毛泽东把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作为党的根本宗旨。邓小平也明确指出：“同资产阶级的政党相反，工人阶级的政党不是把人民群众当作自己的工具，而是自觉地认定自己是人民群众在特定的历史时期为完成特定的历史任务的一种工具。”
在新的历史起点上，习近平总书记进一步从哲学高度，多次强调中国共产党人这一矢志不渝的价值理念，对之做出了体现时代、实践发展新要求的创新性诠释，明确提出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习近平总书记特别明确地强调：“要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
知行合一，侧重于实践维度。
只有坚持实事求是和人民中心的有机统一，才能达到对事物真正的“知”，而“知”的目的在于“行”。马克思主义是科学性与实践性的有机统一。科学性，强调的是知，即对事物的本质、发展规律、历史逻辑的真理性认识，使主观世界能更好地认识客观世界；实践性，强调的是行，即通过实践，在改造主观世界的同时更好地改造客观世界。特别是对于“行”，马克思主义给予特殊强调和关注。马克思《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的最后一条，就是“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
中国传统文化具有强调知行合一的传统。对此，习近平总书记十分重视。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对知行合一最具代表性论述的，当属王阳明。习近平总书记数次强调，要多了解王阳明的“心学”和知行合一思想。正是基于对马克思主义实践认识论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深刻理解和认知，在新的历史起点上，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在“知”的前提下的刚性执行力。他说：“‘知’是基础、是前提，‘行’是重点、是关键，必须以‘知’促‘行’、以‘行’促‘知’，做到知行合一。”他不仅强调要通过实践认识和把握规律，而且更为强调“空谈误国，实干兴邦”“实干才能梦想成真”“关键在于落实”“踏石留印、抓铁有痕”“久久为功”“要发扬钉钉子的精神”。
“实事求是”“人民中心”“知行合一”三者之间并非任意选择和组合，而是具有严谨清晰的内在逻辑，体现了多个维度的有机统一。
首先，体现了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的统一。这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最根本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实事求是注重的是合规律性，是事实维度；人民中心注重的是合目的性，是价值维度。把实事求是和人民中心作为理论精髓，表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体现了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的统一，体现了事实维度和价值维度的有机统一，体现了“是什么”与“应如何”的有机统一。
其次，体现了认识世界与改造世界的统一。这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根本功能。如果说实事求是、人民中心，揭示的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之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有机统一的理论逻辑，那么，知行合一注重的是认识世界与改造世界的统一，知与行的统一，理论与实践的统一，特别突出了实践维度，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实践品格与现阶段实现现代化和民族复兴的迫切要求。
最后，体现了历史逻辑与现实逻辑的统一。这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最根本的时间视野。应当说，实事求是、人民中心、知行合一的理论精髓，就其表述而言，并不是全新的。在党的历史上，这些理念，或者早就明确提出，或者有不同表述，或者有所涉及。在新时代，理论精髓也必然会具有新的提炼、新的概括、新的针对性和新的侧重点。
总之，把实事求是、人民中心、知行合一作为理论精髓，既可以深入理解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已有理论成果一脉相承的内在统一关系，也可以凸显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与时俱进的时代特征，从而体现了习近平总书记推进理论创新之历史逻辑与现实逻辑的统一。
四、关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主题和主线的关系
在学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过程中，时常会遇到“主题”和“主线”两个概念。一些人区分不清这两个概念，未搞清楚这两个概念的关系，往往把这两个概念等同起来使用。
其实，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中，“主题”和“主线”是既联系又区别的两个概念。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主题”，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主线”，“主线”服务于“主题”，是书写“主题”的。习近平总书记围绕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一主线，进一步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一“主题”。这好比“我的母亲”与“勤劳善良”的关系：一篇文章的主题是写“我的母亲”，作者围绕“勤劳善良”来写“我的母亲”，“勤劳善良”就是书写“我的母亲”的“主线”。
弄清“主题”和“主线”的关系，有助于我们理解和把握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中的“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实质及其二者之间的关系。
五、关于对“四个伟大”的理解
党的十九大报告强调指出：实现伟大梦想，必须进行伟大斗争，必须建设伟大过程，必须推进伟大事业，可简称“四个伟大”。这是一个具有战略性的新的表述，需要深入理解和把握。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这“四个伟大”紧密联系、相互贯通、相互作用。这就是说，要理解“四个伟大”当中的某一个“伟大”，一定不能忽略或忘记那三个“伟大”，因为作为一个有机整体，意味着这“四个伟大”不可分割，必须统一起来理解。要理解伟大梦想，就必须结合伟大斗争、伟大工程、伟大事业来进行；要理解伟大斗争，就必须结合伟大梦想、伟大工程、伟大事业来进行；要理解伟大工程，就必须结合伟大梦想、伟大斗争、伟大事业来进行；要理解伟大事业，就必须结合伟大梦想、伟大斗争、伟大工程来进行。比如最近一段时期习近平总书记特别强调伟大斗争问题。要理解和把握伟大斗争，就必须把它放在伟大梦想、伟大工程、伟大事业的框架中来进行：伟大梦想，绝不是轻轻松松、敲锣打鼓就可以实现的，在实现伟大梦想进程中，必然要“过坎闯关”，由此必须进行伟大斗争；建设伟大工程，必须勇于自我革命，这需要进行伟大斗争；推进伟大事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就必须以伟大斗争精神来化解矛盾难题、破除障碍阻力、抵御风险挑战。离开伟大梦想、伟大工程、伟大事业，是难以理解和把握伟大斗争的精神实质的。对此，应当说，目前我国理论界理解和把握得还不够透彻。这集中表现在人们在理解“四个伟大”中的某一个“伟大”时，就把那三个”伟大”忽略了。
在“四个伟大”中，伟大梦想是“奋斗目标”，伟大斗争是实现伟大梦所必须具备的精神状态，伟大工程是实现伟大梦想的领导力量，伟大事业是实现伟大梦想的必由之路。这“四个伟大”是我们党治国理政的总纲，是我们党治国理政的根本遵循，是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治国理政的根本经验，是我们党治国理政的根本智慧，是我们党在治国理政上的根本创新。只有读懂“四个伟大”，才能真正读懂中国共产党，才能真正读懂中国共产党如何治国理政，才能真正读懂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根本所在。
六、关于党的建设重要论述的精神实质和思想精髓
要深入理解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离不开理解和把握其关于党的建设的重要论述。
总体来讲，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党的建设的重要论述，其思想精髓就是致力于把中国共产党锻造成依靠人民为了人民执政的执政型政党，具有最高政治领导力量的领导型政党，具有使命意识和责任担当的使命型政党，具有先进性和远大志向的先进型政党，具有战略思维和世界眼光的战略型政党，具有迎难而上、越挫越勇斗志的奋斗型政党，具有自我革命品质的革命性政党。要言之，要锻造成深受人民拥护的更加坚强有力的强大型政党。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党建重要论述之精神实质和本质特征，是使中国共产党“由大党成为强党”，建设一个强大政党，概言之，是“强党建设”。大国成为强国，内在要求大党必须成为强党。他强调的“打铁必须自身硬”“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党是领导一切的”“全面从严治党”“把中国共产党建设得更加坚强有力”“把中国共产党建设成世界上最强大的政党”“大党就应该有大党的样子”，等等。本质上强调的都是强党建设或建设强党。我们要从“实现强起来”，尤其是从“使自身硬”，来理解和把握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党的建设的重要论述，理解和把握其强党建设这一本质特征。
习近平总书记是紧紧围绕“打铁必须自身硬”这一总思路，而对强党建设作出战略思考的。当今中国共产党已经是世界上最大的政党，无论从党员人数，还是党组织规模，皆是如此。面对我国发展起来使大国成为强国所具有的更大挑战，中国共产党必须在统揽“四个伟大”的实践过程中，在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中，把自己建设得更加坚强有力，并进一步把中国共产党建设成世界上最强大的政党。要言之，习近平总书记强党理论的战略目标，就是使中国共产党由大党成为强党。由此，我们要把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党的建设的思考提升为强党建设的思考，把其建党理论提升为强党理论。
这里着重阐释一下理论强党的问题。从理论上强党的内涵具有如下几个方面：（1）从标准看，一个政党强不强，标准很多，其中一个重要标准，就是这个党是否具有治国理政的科学的思想理论体系；(2)从路径看，要建设一个强大的政党，既可以从制度、组织、队伍建设方面进行，也要从理论建设上进行；（3）从基础看，一个政党是否强大，既要看是否具有执政的群众基础、组织基础、制度基础，也要看是否具有科学的理论基础，基础不牢、地动山摇；（4）从自觉看，一个强大的政党必须在政治上坚定和清醒。政治坚定的前提是理论的坚定、政治清醒的前提是理论的清醒；（5）从决策看，一个政党是否强大，要看其能否对事物发展作出科学研判，而要作出科学研判，具有科学的理论及其理论水平是重要一环；（6）从党际看，政党之间的竞争，核心是战略智慧的竞争。一个具有战略智慧的政党，一定是坚强有力的政党。
七、关于精神主动性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在近代以后中国社会的剧烈运动中，在中国人民反抗封建统治和外来侵略的激烈斗争中，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工人运动的结合过程中，一九二一年中国共产党应运而生。从此，中国人民谋求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国家富强、人民幸福的斗争就有了主心骨，中国人民就从精神上由被动转为主动。
民族复兴的觉醒，是目标追求上的主动，这是精神主动性的第一个体现。中国共产党的诞生、新中国成立、开启改革开放新时期，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三大里程碑。这标志着中国共产党人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问题上的清醒和自觉，意味着中国共产党人要主动寻求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独立的、自主的正确道路。
思想路线的确立，是思想独立和认识路线上的主动，是精神主动的第二个体现。在我们党的历史上，一定程度上也曾受本本主义、教条主义的影响。我们党自觉主动地冲破本本主义、教条主义的束缚，确立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表明要从中国的客观实际出发来认识问题、把握国情。
自觉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并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道路选择上的主动，是精神主动性的第三个体现。这表明中国共产党人自觉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并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过程中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而从中寻求解决中国问题的正确道路，并坚定不移地走自己的路。
对加强中国特色话语体系建设的高度自觉，是建构我们中国自己的话语体系上的主动，是精神主动的第四个体现。失语就要挨骂。党的十八大之前，我们在学术研究上往往运用西方的概念、理论、范式来分析中国问题，贴上西方的标签，这就是“耕了西方地、荒了中国田”，一些人的头脑成为西方理论的“跑马场”。党的十八大以后，我们党强调要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中国话语体系，用中国的话语表达、阐释、分析问题，这充分表达了我们在话语体系建设上的主动性。
坚定“四个自信”，是社会心理上的主动，是精神主动性的第五个体现。一个民族的社会心理自卑，往往会在一系列问题上呈现为被动性，依附于他人。一个民族在社会心理上的主动，往往体现在充满自信上。充满自信，表达的是精神上的内生性、独立性、自主性、主体性，这是精神主动性的鲜明体现。
自觉积极且有效应对复杂多变的外部客观世界，是主体面对客体上的主动，是精神主动性的第六个体现。精神上缺乏主动，往往体现在主体在应对复杂的客观世界时陷于被动的状态，而精神上的主动性，则体现在主体在应对复杂多变的外部世界时，呈现出自觉性、积极性、有效性，且具有顶层设计，具有战略谋划和战略安排，并主动去加以实施和实现。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以制度优势和治理效能来应对“新时代”和“大变局”，就是精神主动性的鲜明体现。
八、关于十九大以后党的理论创新的特点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不断推进党的理论创新，形成了党的最新理论创新成果——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党的十九大以后，我们党的创新理论之创新，又呈现出新进展和新特点：
第一，基于对历史方位的高度自觉推进理论创新。推进理论创新，要立足历史方位，不同的历史方位要解决不同的问题。党的十九大报告第一次明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发展进入新的历史方位”。这意味着我们党要在十八大以来推进理论创新的基础上，进一步更加自觉地基于“新时代”“新的历史方位”以及“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来思考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既推进实践创新，又推进理论创新。如为推进使大国成为强国的进程提供政治保障，习近平总书记特别强调党的集中统一领导，加强党的政治建设，把中国共产党建设得更加坚强有力，使中国共产党真正成为最高政治领导力量。
第二，紧紧围绕解决社会主要矛盾推进理论创新。社会主要矛盾是判断基本国情的主要依据之一，是把握社会发展整体状况的主要依据之一，是制定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主要依据之一，是党中央治国理政的基本遵循。党的十九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基于社会主要矛盾的历史性转化，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多次研究经济问题，致力于解决满足人民的美好生活需要，解决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解决高质量发展问题。
第三，总体上围绕统揽推进“四个伟大”以及“伟大斗争”推进理论创新。2019年9月3日，习近平总书记出席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中青年干部培训班开班式并发表重要讲话，基于统揽推进“四个伟大”，突出阐述“伟大斗争”，提出了一系列重要论断。
第四，在打好三大攻坚战的背景下推进理论创新。党的十九大以后是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决胜期，能否决胜，关键在于能否打好“防范风险、精准脱贫、污染防治”三大攻坚战。所以，习近平总书记围绕打好三大攻坚战，就防范风险挑战、精准脱贫等问题作出诸多重要论述，推进了理论创新。
第五，围绕以“制度优势”“中国之治”应对“新时代”和“大变局”推进理论创新。这主要集中体现在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作出的《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其中提出的我国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方面的13个“显著优势”、13个“坚持和完善”，集中体现了“中国之治”的理论创新。
第六，围绕进一步加强党的建设推进理论创新。这体现在把中国共产党的集中统一领导作为根本制度，并对这一制度的内涵作出了全面阐述。此外，对政治建设也作出了全面部署。
总之，政治建设、防范风险、中国之治（制度优势、治理效能）、高质量发展、党的建设，成为十九大之后理论创新的生长点。
九、关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新飞跃
这是更深层次、更具根本性的一个重大问题。
我们要基于中国历史发展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程的大尺度，即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来理解和把握这种“新飞跃”。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飞跃。关于这一点，没什么歧义，能达成共识。问题是：我们能否充分肯定地说，这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又一次新飞跃？如果我们基于历史的大尺度，并全方位地进行系统深入思考研究之后，可以有根据且实事求是地说，这确实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又一次新飞跃。还是让事实说话吧！
党的十九大报告强调指出，经过长期努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这是我国发展新的历史方位。这一重要政治论断，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又一次新飞跃的总依据。
第一，历史方位不同。邓小平曾经指出，发展起来以后的问题不比不发展时少。从1978年至2012年党的十八大召开这一历史区间，我国总体上还处于“欠发展”的历史方位。那时，我们所强调的“发展才是硬道理”“发展是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第一要义是发展”，总体上都是为了解决“欠发展”的问题；党的十八大以后，我国发展起来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我国总体上步入“发展起来以后”新的历史方位。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新发展理念，主要就是解决“我国发展起来以后”使大国成为强国的发展问题的。从“欠发展”到“发展起来以后”是一种质的历史转折点，二者之间存在着一个界标或分水岭。
第二，解决问题不同。从中国共产党诞生到新中国成立，主要解决的是中华民族站起来的问题（救国）；在改革开放新时期这一“欠发展”的历史方位，主要解决的是做大“蛋糕”、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的问题，使中华民族富起来（富国）；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即“我国发展起来”的历史方位，主要是解决如何使大国成为强国即实现中华民族强起来的问题（强国）。毛泽东思想主要是实现中华民族站起来的行动指南，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总体上是实现中华民族富起来的行动指南，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正如党的十九大报告所讲的，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行动指南。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就是实现强起来。党的十八大以后，中华民族迎来了从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也就是站在了实现强起来的新的历史起点上，其实践新征程，就是使大国成为强国，实现强起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这种结合主要是要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方法论来解决中国问题。所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实质，就是要解决中国问题，其结合的核心，就是所解决的问题。解决不同的问题，是理解“一次”新飞跃的关键。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次飞跃，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它主要解决的是革命道路与中华民族站起来的问题，其成果是毛泽东思想。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二次飞跃，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改革开放实际相结合，它主要解决的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道路与中华民族富起来的问题，其成果是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发展步入新的历史方位，马克思主义与新时代、新的历史方位相结合，它所要解决的根本问题，是我国发展起来以后使大国成为强国，实现中华民族强起来。显然，这与十八大之前所要解决的“实现富起来”的问题有质的不同，因而可以称之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三次飞跃。
第三，实践发展形态不同。1978年改革开放之初，我国在生产力发展上，相对注重要素驱动和投资规模驱动，党的十八大以后，我国发展相对注重创新驱动；在生产关系上，1978年改革开放之初，我们相对注重让一部分地区先发展起来、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十八大以来，我们强调坚持走共同富裕道路，注重共享发展；十八大以前，我们所实行的开放更多是“引进来”，用市场换技术，十八大以后，我们进一步注重开放，相对注重“走出去”，注重参与全球治理、建设“一带一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十八大之前，一些地方实行的是“黑色发展”，经济发展以牺牲生态环境为代价，十八大以后，我们注重绿色发展；十八大之前，我国的改革相对注重重点领域的改革，先找容易改的来改，目的主要是为了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很大程度上具有“摸着石头过河”的特征，而十八大之后，我们相对注重“全面性改革”“治本型改革”“顶层设计性改革”，总目标是发展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也就说，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实践发展具有“整体转型升级”的特征，用大众化的语言来说，就是由过去实践的1.0版升级到2.0版。反映这种整体转型升级的实践发展新形态的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自然就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一次新飞跃。
第四，科学社会主义在中国发展的状况不同。马克思、恩格斯创立了科学社会主义；列宁把科学社会主义由理论变成实践，这是科学社会主义在实践上的新飞跃；1978年进入改革开放新时期以来，中国共产党把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是科学社会主义在经济落后的国家建设社会主义所实现的新飞跃；十八大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这是使科学社会主义在21世纪中国焕发出强大生机活力并夺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的新时代，它使科学社会主义走向了高潮，这是科学社会主义在中国由低潮走向高潮、由相对被动走向更加主动所实现的新飞跃。
第五，社会主义在中国的历史发展阶段不同。社会主义在中国的历史发展具有三个里程碑：从1956年至1978年以前，属于探索在中国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时期（新中国成立后的社会主义建设）；1978年以后，属于开创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道路新时期（改革开放新时期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属于开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新征程、新道路的新时代（新时代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第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阶段及其在世界中的地位不同。新中国成立后，属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觉醒与探索时期，即探索具有中国特点的社会主义道路；改革开放新时期，属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开创与实践时期（“上半程”）；新时代，属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更加成熟定型与取得伟大胜利时期（“下半程”）。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指出：“从形成更加成熟更加定型的制度看，我国社会主义实践的前半程已经走过了，前半程我们的主要历史任务是建立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并在这个基础上进行改革，现在已经有了很好的基础。后半程，我们的主要历史任务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为党和国家事业发展、为人民幸福安康、为社会和谐稳定、为国家长治久安提供一整套更完备、更稳定、更管用的制度体系。这项工程极为宏大，零敲碎打调整不行，碎片化修补也不行，必须是全面的系统的改革和改进，是各领域改革和改进的联动和集成，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上形成总体效应、取得总体效果。”显然，党的十八大之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实践属于“前半程”，主要的历史任务是在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基础上进行改革；党的十八大以后，在走过了“前半程”之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实践进入了“下半程”，“后半程”的主要历史任务就是发展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夺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不仅如此，党的十八大之前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主要是解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与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是致力于“实现富起来”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党的十八大以后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主要是解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发展之间的矛盾，是致力于“实现强起来”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改革开放之初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相对注重的是社会主义的“中国化”或“中国特色”，我们也相对注重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辩护，而党的十八大以后，我们开始注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世界化”或“世界历史意义”，即为解决人类问题所贡献的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
十、关于丰富和发展21世纪马克思主义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21世纪马克思主义。这是一个具有战略意义的重大论断。对此，我们应如何理解和把握？
第一，它解答欠发展国家如何建成社会主义的问题，解答了“经典作家之问”。马克思、恩格斯所构建的社会主义，是在资本主义生产力高度发达的基础建立起来的。而中国是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生产力不发达，还是一个“不够格”的社会主义。如何在社会生产力不发达的“欠发展”国家建设并建成社会主义？这对于发展21世纪马克思主义来说，既是一个需要破解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也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进程中的一个根本性问题，还是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被马克思、列宁、毛泽东等经典作家时常提出的一个难题，可称之为“经典作家之问”。中国共产党人首先注重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要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就必须搞现代化，现代化主要是工业化、市场化、科技化、信息化；在中国搞现代化，必须是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搞社会主义现代化，就是要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必由之路。
第二，它解决了社会主义制度与市场经济相结合的问题，回答了“世人之问”。社会主义制度能否与市场经济相结合？世人普遍关心这一难题。中国共产党人在人类历史上的一个伟大创举，就是解决了这一难题。一般来说，市场经济强调的是效率原则，社会主义制度强调的是公平原则。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将效率与公平有机结合起来了。马克思、恩格斯所构想的社会主义，是在资本主义生产力高度发达的基础上进行的；按照这种社会主义的逻辑，我们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所建设的社会主义还是“不够格”的社会主义；要使“不够格”的社会主义成为“够格”的社会主义，首先要解决效率问题，解决生产力发展的问题，为建设社会主义打下雄厚的物质基础；为此，我们必须首先在经济领域运用“市场经济”来解决经济效率问题，这就是要根据人的努力、能力及其贡献进行资源分配，以实现利益对等，这叫做“正义”。这里，市场经济是资源配置的一种方式；按照这种逻辑，由于人们之间在天赋和后天方面都存在着差异，久而久之就会拉大人们之间的收入差距，进而会导致社会不平衡不和谐不稳定；于是，在政治和社会领域，党和政府就必须依据社会主义的“公平”原则，注重政府调节，以解决人们之间的利益相对均等与共享发展的问题。西方理论普遍将市场经济与资本主义等同起来。中国共产党人破除了这一教条，强调市场经济是中性的，市场经济是资源配置的一种方式，它本质上是解决效率问题的，因此，资本主义可以用，社会主义也可以用。
第三，它解决了世界历史进程中中国实现跨越式发展的问题，解答了“中国之问”。改革开放之前的中国，既没有资本市场，也没有市场经济，对世界不够开放，比较封闭。这意味着中国必须解决好两个重大问题：一是如何解决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的问题，为加入经济全球化提供物质基础；二是如何解决中国跨越式发展，以追赶世界现代化潮流、追赶世界先进水平的问题。这可称之为“中国之问”。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世界各国的历史日益成为世界历史，即日益被卷入世界历史的潮流之中。在中国共产党集中统一领导下，我们中国紧紧抓住经济全球化的历史机遇，依靠集中力量办大事的整体效能优势，利用生产要素驱动、投资驱动与世界技术、世界资本、世界市场，实现了跨越式发展，赶上了世界发展潮流，缩小了与西方发达国家之间的差距，融入了世界历史。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又运用全面深化改革与新发展理念、“两大布局”、战略安排，注重创新驱动，从而在一定意义上引领着经济全球化进程。
第四，它解决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成长进程中为解决人类问题贡献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的问题，解答了“世界之问”。当年马克思、恩格斯、列宁以及毛泽东所思考的，是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家如何向社会主义过度的问题，是在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家如何建成社会主义的问题，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其成长进程中如何为解决人类问题贡献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这是21世纪中国共产党人遇到的一个全新的重大问题。这可称之为“世界之问”。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开创之初，我们主要是解决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的问题。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且日益成长，它对解决全球发展问题和人类问题越来越显示出重大意义。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不断发展，为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提供了提供新的路径，为那些既希望加快发展而又希望保持自身独立的国家和民族提供了全新选择，为解决人类问题贡献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其中最重要的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就是积极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第五，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在新时代为发展经典马克思主义作出了原创性贡献，解答了“时代之问”。如何站在“新时代”“大变局”这一新的时代起点上回答新的时代课题，进而在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前提下，创新发展经典马克思主义？这可称之为“时代之问”。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对经典马克思主义作出了原创性的贡献。中国是世界上研究马克思主义的人数与机构最多的国家；中国共产党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进而推进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取得了系列理论创新成果；中国共产党把马克思主义作为指导思想，作为主流意识形态。尤其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实现了对经典马克思主义守正创新性的发展。其中主要体现在：它解决了经济落后国家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解决了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相结合的问题；解决了在世界历史大趋势中中国实现跨越式发展的问题；解决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成长进程中为解决人类问题贡献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的问题；解决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如何使大国成为强国即实现强起来的问题；解决了大党如何成为强党的问题；解决了如何运用我国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优势和国家治理效能应对各种风险挑战问题，即“中国之治”问题。
